科幻学人专辑｜姜振宇：从赛博朋克到赛博英雄：在“后现代”重新创造“现代”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从赛博朋克到赛博英雄：

在“后现代”重新创造“现代”

文/姜振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姜振宇( 1989— ) ，男，浙江衢州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幻研究中心首批特聘专家，中国作协科幻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协科幻专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协科幻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科幻文学、科幻产业、科幻教育等研究和实践工作。

摘要

陈旧的赛博格想象和“赛博朋克”思潮正在成为老去的经典，对其影响的辨析却仍有助于理解当下和未来。这些作品的源起和发展尚处在欧美科幻传统的发展逻辑之内，其中所蕴含的多层意涵和社会批判姿态，却逐渐走向了衰颓。赛博朋克文本中所隐含的科技审美和未来主义倾向，却收获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科幻作者的普遍呼应。中国科幻作家自八十年代以来，其科幻想象与现实科技经验齐头并进，他们尝试以启蒙年代以降的现代姿态来面对后现代语境。在中式科技语言方面，他们广泛地吸纳了古典经典和当下通俗文类中的话语资源，但仍不断遭遇瓶颈；在本土科技文化方面，他们面对着更逼仄的话语空间，进行了极具深度的反思、探索和建构。

关键词：赛博格 赛博朋克 中式科技话语

作为技术狂想的“赛博格”（Cyborg）概念¹，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冲撞和重构之后，于八十年代抵达了它的最终形态：在虚构作品层面，它成为了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朋克”流派²；在现实文化思潮方面，它唤起了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³。这二者互为表里，其思考的方向直到今天还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

正如“赛博格”本身的意蕴一样，它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破坏性支点。这一概念的提出，原本就附着着人类突破养育了地球碳基生命数十亿年的大气层，走向前所未见之深空的野望；更不用说在以控制论立场，来理解人类个体思想和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的（对于人文主义的）大不敬姿态了。问题在于，这两方面的思考与探索，除了提供种种介入“后学”的姿态和话语资源之外，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已然建构了什么无可回避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考量前述以虚构文本和理论推演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思考进路，至少能够为当下——以及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提供了某种可供援引和分析的语料库。

实际上，当“赛博格”发展和转变成为“赛博朋克”之后，它就逐渐脱离了原生的科幻亚文化形态。此后三四十年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变化，更进一步使它演变成为一个横跨文类、图像、思维方式的庞大合集——也正因为它逐步进入到更广泛的大众文化领域当中，在今天谈论赛博格或赛博朋克，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失去了科幻文化标志性的新奇性（novelty）⁴。正如王一平极具启发性的提法，赛博朋克并未在“1980年代之后衰亡，而是和诸多被纳入到主流中的先锋文学一样，逐步完成了自身的经典化过程”⁵。在当下追踪它在跨文化演变当中的不同形态，特别是在中国的独特发展和颠覆式更新，依旧能够以思考资料或理论资源的方式，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支撑。

一、从赛博格到赛博朋克的三层意涵

在文学史的追溯当中，从赛博格这一构思逐步发展成为“赛博朋克”亚文类的过程，依旧处在欧美科幻传统的发展逻辑之内。赛博格昭示着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一再发现和不断征服，这一过程与玛丽雪莱、爱伦·坡和凡尔纳与威尔斯处在同一脉络当中，雷蒙·威廉斯认为科幻文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能够表现“当代的感知结构”⁶ （contemporary structure of feeling），赛博格恰好诞生于人类的太空年代开启之际，它那种打破人机界限的独特方式，因而也浸染上了清晰的进步主义倾向。

这种进步主义自身迅速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围绕着“人机结合”这一核心概念，演变发展了一系列重要作品，较知名的如《会唱歌的船》（1969）《西部世界》（1973）《机械战警》（1987）。而当八十年代初赛博朋克成型之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的“蔓生”（Sprawl）⁷已然成为作品内外共同面对的糟糕状况。

赛博朋克类型当中，奠基性的《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不但可以被——就像它已然被承认的那样——视为一个流派的缘起和高峰，同时也应当被关注到它跨越主流与边缘、传统与当下的野心。这种作为继承者的野心尤为集中地表现在它书题的多层次意蕴当中：

首先，在构词法的角度，这个由作者生造的词汇是neuro-（神经学的）和-mancer（流浪巫师）两个词根的拼合，前者是科技的、现代的、现实赛博格（假肢、义体之类）改造的禁区之一，后者则是超自然的、传统的、与主流社会相悖离的——这种微妙的拼合甚至深刻地使得直到90年代后期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往往将技术高超的黑客称为“大巫”。

其次，在完成了拼合之后，Neuromancer与死灵法师（Necromancer）仅相差一个字母，作者在文本中借以这个词为名的人工智能（或者人类未曾料到的智能）之口，确认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神经浪游者……浪漫主义者。死灵法师。我唤回死者……我就是死者，以及他们的存在之地⁸”

《神经漫游者》（1999）及其作者威廉·吉布森

此段文字是作者构想中人工智能的言说方式，其中对诸多关联词汇的罗列和并置，是最清晰的特征——有趣的是，这个特征与其说是计算机的、AI的，倒不如可以认为是诗和想象的。吉布森在此勾连起了诞生于数字空间当中的智慧形态，与西方中古传说中死灵法师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将前数字时代的人格、记忆、情感——或曰“灵魂”——以高度技术化的方式，在了赛博空间当中进行了还原和重构：于是人类的灵魂和肢体确乎成为了可供召唤与驱使的对象。

吉布森在此处所关注的主题直接来源于菲利普·迪克等后“黄金年代”美国科幻作者和欧洲“新浪潮”作家们：如果体系对人类的掌控能够深入到更为彻底的记忆和情感层面，世界将会怎样？在二战前后的《我们》（1923）《1984》（1948）等反乌托邦作品中，这个“体系”往往直指以列宁为标志的威权制度，但在六十年代之后，则更强调无处不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⁹。待到赛博朋克上场的80年代，连同想象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式反抗都几乎成为不可能，詹姆逊对此讥讽道：“……热潮和兴奋似乎总是来自全球化的企业家和对即将赚得的金钱的兴奋，就像来自妄想症一样。”¹º

在这里，我们便终于遇见了Neuromancer的第三层意涵，即“neo-romance”，新的罗曼司。生于古典文化与现代启蒙相互冲撞年代里的浪漫主义者，推动了“‘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¹¹，但类似雪莱这样的诗人也不得不出让诗歌对世界真相的解释权。后来被总结为“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状态，也恰是指向技术的强大且无用——在赛博朋克作品中，网络空间里无所不能的大巫师，与现实世界里的快递小哥、盗版软件贩子、不洗澡的死肥宅、滥用药物的临时工浑然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状态下的赛博朋克必然是反英雄的：即便掌握了上帝般的技术力量，但个体化的“权力（power）”仍旧不可获得，“朋克”成为了绝望之中勉强保留反抗姿态的唯一路径。

可以想象，对这样绝望状态的书写很快就会落入疲倦，清晰的朋克姿态并不能带来坚定的反抗力量甚或革命道路。即便是吉布森自己，在《神经浪游者》之后的作品，就迅速地以奇观式的描写来取代了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批判。我们很难将这种演变指认为“堕落”，它不仅在预料之内，而且合情合理。苏恩文所谓“顺势疗法”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出无法实现的沉重要求——朋克最多展现某种乌托邦冲动，而无法推进乌托邦实践；罗曼司式的浪漫反抗所彰显的只有反抗本身，因为作为实践的革命和抗争，在1968年之后的西方语境中几乎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二、复古的未来主义和现实的科技经验

吉布森对技术化赛博格的沉迷情状，我们在全世界的科幻作者和读者身上都曾见到。威尔斯如此，鲁迅如此，叶永烈也如此。这些身为科技迷/科幻迷的作者往往最初怀揣着某种充满少年感的激情介入科技与科幻文化实践当中，并试图赋予这些作品以宏大的、超越性的、预设了反宗教的前提却同样富有深沉的宗教情感¹²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后就迅速沉迷于对技术构想本身的描写：“娱乐并非是附带的，而是本质的”¹³ 。刘慈欣认为“科学的美感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窥她的一线光芒”¹⁴。对这种审美力量的追求，迫使作者有限的创作焦点在现实科技进展和幻想的“点子”之间不断转移，因而也逐渐远离了对文本之外的现实政治文化态度的沉思——于是作者本人的直觉和预设总是在此时被下意识地表现在作品当中，因而往往显得刺眼、浅显、保守、粗糙乃至幼稚。

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之内，赛博朋克的发展过程自然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原教旨主义的激进“朋克”姿态，必然会在文类乃至文化的发展当中被逐渐放弃，绝望中的反抗被更新为浅薄的差异；立场以及由立场带来的力量，让位于保守的尊重和多样；反抗的对象也从军工共同体、替代政府职能的大企业、发达资本主义文化，转变为去人格化乃至去道德化的氧气¹⁵——《黑客帝国》中尼奥成为救世主的第一步，就是被提醒自己在赛博空间中并不真的需要呼吸。

政治文化层面的保守，与技术构想的大胆，共同催生了诸多的“XX朋克”。在“蒸汽朋克”之后，过去三十年间较有名的包括“太阳朋克”“丝绸朋克”“真空管朋克”……这些架空了“朋克”意味的名词，可以勉强共同放置在“复古未来主义”的囚笼当中。

诸种复古未来主义的共通之处，在于尝试回到一个尚且拥有未来的过去时空当中。来自世界各地科幻作家们最初乐于将这些别样未来的潜力寄托于差分机、蒸汽动力、真空管、橡皮筋和丝绸当中，而后发现这些技术构想的异质性，反而有着比未来的可能性更大的吸引力——逃避总是比超克来得快乐，毕竟人们总是更渴望有趣的别处，而非一再回顾沉重且坚固的现实——除非现实本身的沉重、丰富和精彩难以回避：这正是赛博朋克在中国所面对的环境。

在中国这片现代化经验极为独特的土地上，赛博朋克面对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语境。它的兴起、传播和接受与计算机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同步；海外先行作家们的想象不仅全然失效，而且时常可以被视作引发不适感的糟糕批评对象。摆在中国青年作者们面前的，是自晚清以降历代科幻作家们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重大命题：如何以本土化的语言和形象，来对中国现实中的现代科技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提炼推衍和挥发，以便更有效地面对“未来已至，只是尚未普及开来”（吉布森语）的当下世界。作为中国第一批计算机工作者的刘慈欣，不但在早期习作中多次涉及了赛博朋克空间的创作，而且在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相当精确地预言了将来的状况¹⁶。但他的创作仍旧是虚构的、远未来的，而非抵近现实的、即时回应的。

伴随着世纪末的到来，互联网真正开始成为中国人日常经验的组成部分，对它的书写、描述和有效想象却仍旧相对欠奉。虽然有早期网文领域的马伯庸、游戏文学领域的祝佳音乃至传统文学领域的严歌苓等均有所涉猎，但几乎都还处在“尝试理解”的阶段，多数尝试并不成功。在科幻界的情况稍为乐观，但仍不能脱出陈楸帆的精到描述：“只赛博，不朋克”。星河、杨平、吴岩、韩松等人的创作，更像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大潮兴起而卷起的亚文化浪花中的一朵，计算机与网络作为新生事物进入大众视野，而浪漫化的文学处理推动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¹⁷。

从片段化的历史阶段出发，此时的中国作家们面对的是多层次的信息浪潮，既有现实中新兴技术本身的迷狂，也有仅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与现实却隔着遥远距离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迷幻剂和性开放¹⁸，当然还包括了欧美赛博朋克作家们不假思索的的东方主义凝视——八十年代的香港（特别是九龙城寨）、日本、禅、功夫、本地帮会等东方元素一度成为欧美叛逆朋克的应许之地，这对于敏感的本地科幻作家来说，更充分地显得尴尬。

香港九龙城寨

对其中繁复困境的更深刻认知，需要等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此时网络文学发展成为无法回避的中国现实，而这彻底脱离了赛博朋克先辈们的预料。互联网迅速从一小撮城市文化精英的新型娱乐，转变为继水电煤气之后的基础城市建设。这些充满异质感和挑战性的现实网络经验，迫使中国科幻作家们以更新鲜的方式，来回应控制论视角下数字化的人类经验和未来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八十年代郑文光们提出的命题终于变得无可回避——在表面上，是如何去书写“被科学全副武装起来”¹⁹ 的中国人，在内里，这则是必须去创造中国式科技语言乃至中国式的科技文化，以便书写和理解中国式的科技经验。

三、被想象者的想象方式

但这种尝试是如此的困难。赛博世界里的“中国式科幻”，需要同时在两方面作出突破，其一是最富冲击性的现代语言，其二是支撑着语言的科技文化。

在语言层面，一个清晰明了的反面案例是“Enterprise”。这是“企业号”，同时也是“进取号”²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如何理解、认知、区分和超越，实际上要求我们重新界定“进取”这一概念，并将之附丽于另一种更具本土化的意涵当中，尤其需要甄别、冲淡这一英文词汇中原本暗示的资本主义商业英雄意味。

最有趣的探索性尝试来自于网络文学。在《走进修仙》《赛博剑仙铁雨》和《赛博英雄传》等作品中，作者们尝试从正面切入。他们以上至儒释道经典文本，下至“金古梁黄”武侠作品当中的语言系统和世界观念，来重构当下和未来的本土科技语境。其中尚在连载的《赛博英雄传》以武侠小说中的“内力”，来描述赛博朋克作品中常见的信息搜集获取能力、漏洞检测攻防能力等所谓“黑客技术”，令人惊喜。此外，“鬼才”马伯庸在《欧罗巴英雄记》《新海瑞上书》《南方有嘉苏——咖啡在中国的假想历史》等作品中表现出的语言挪用，也遵循着相似的内部逻辑。

与此前王小波《红拂夜奔》中的解构与荒诞不同，上述当下作品的这些尝试，其起点或许尚有与王小波相似的“恶搞”姿态，但在叙述铺陈开之后，散点式的构想或“灵光一现”，迅速让位于体系性的建构——于是严肃乃至具备某种历史责任感的姿态便浮现出来。他们也恰在此时，进一步直面了现代话语资源的普遍缺乏：这些有趣的建构性尝试，总是遭遇一系列的瓶颈。

王小波《红拂夜奔》

此时第二层面，也更为深刻的文化逻辑与文化心态问题便开始复现出来：如何剥离现代科技文化与古典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密链接，进而创造一种更具备本土性的现代中国文化？这显然是更为艰辛的建构性过程。

如果说语言层面的科技呈现尚属于在野地上开拓“光荣的荆棘路”，期间还可以从历代传统话语中寻找助力；那么后者有着清晰的话语权争夺自反式困境。如前所述，中国人——以及东方人、黄种人、俄罗斯人、非洲人、地底人、爪哇人等——所占据的未来，仍旧处在西方科幻所乐于书写的传统话题之内。从“黄祸”“傅满洲”到《尚气》《狩猎愉快》，遵循的逻辑始终是在中国（或者其它别的什么落后的神秘之地）复现科技革命，以此展现“现代”或“现代化”在异质文化中的正义性。这其中非但深刻地蕴含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倾向，而且有力地将这种倾向同样植入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创作当中：从晚清的“同心环”结构²¹，到当下网络文学中常见的（不假反思的）“经略南洋”“反向殖民”，其思索的时间上限止于世界近现代史抑或地理大发现的开端，逻辑内核则停留在对殖民时代先机的抢占方面。

在这方面最为清晰的否定性探索由刘慈欣做出。他在《西洋》中，构想了一个由中国替代欧洲大陆，实现地理大发现并最终殖民整个地球的“拟换历史”²²。在该文后记中，他指出“中华文化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地域范围，但那不是一个理想社会, 它面临着比我们的现实更多的问题，更大的危机和危险。”²³面对着这些问题、危机和危险，刘慈欣给出了极具科幻气质的解决方案：宇航员从月球静海带回岩石标本，与“在地层深处睡了上亿年”的煤块有着相类似的美感，这种超越性的美感将成为消解阶级斗争、缓和代际冲突、弥合种族分裂的工具。与《光荣与梦想》《天使时代》以及《吞食者》等作品中类似的构思相似，刘慈欣在应对现实中的巨大苦难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幼稚姿态和惊人的技术美感。

此外，近年来还存在不少作品有意无意地介入到艰难的建构性探索当中。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尝试以网络语境下的“冷烂欠”姿态来应对火星空间站当中的绝望境地；剑南烧春的《乱穿是一种病》以高效的现代基层组织和全社会动员——而非（马斯克等“外星资本主义”）个体化的资本主义英雄——的形式，来应对未知的科技灾难；宝树、阿缺合著的《七国银河》，则在更宏大的宇宙背景下，尝试重现春秋战国中的历史意识。

我们可以认为，当下的中国科幻多少表现出了对“后现代”或者后人类的抗拒。这些“后”学往往意味着存在一个完满的（或者正义的），“被后”的“现代”或“人类”——这当中所蕴含的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文化观念让人几乎无法忍受。中国科幻在这个意义上卸去了另一层面的“历史包袱”：现代或人类都未发展完全，因而也无法可谓“后”。

结语

我们可以认为，从“赛博朋克”转向“赛博英雄”的书写，意味着中国当下科幻作家们，立足现实——为科技所深入渗透和改变了的——经验，对此前漫长人文主义发展逻辑的重新考量，这必然导向一种以1666年以降科技、工业和启蒙年代朴实刚健的现代姿态。我们甚至可以从中体查到改革开放初期郑文光等老一辈科幻作家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建构性命题：如何书写“被科技全副武装起来”的人²⁴，“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²⁵，“一种掌握现代化科学思维方法的人”²⁶。

归结起来，这些创作大体可以描述为“以朴实刚健的现代姿态面对后现代世界”，直接指向的是经由反思“五四”直抵反思欧洲启蒙运动，尝试以另一种更为阴柔、潜藏、本土化的可能逻辑，在心态平和的比较姿态中寻找“另一种现代性”。这并不是仅属于逐步走向人类现代化前列之中国的暂时性任务，而是对各洲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早期现代知识分子以想象方式参与世界演化进程的历史延续，也是所有“全球化落伍者”²⁷们的共同可能。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最初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两位科学家在《航天学》杂志撰文提出。他们将“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单词拼合成赛博格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作为无自觉的整合性自体平衡系统而实现功能的，外源性扩展与组织化的复合体”。参见 Manfred E. Clynes and Nathan S. Kline, Cyborgs and Space [J]. Astronautics，1960（sep.）, pp. 74-76.

2,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一般被视为“赛博朋克原型（The archetypal cyberpunk work）”，作为文学流派则归功于1986年布鲁斯·斯特林主编的短篇集《水银眼镜》（Mirrorshades）正式出版。参见Lawrence Person. Notes Toward a Postcyberpunk Manifesto[J]. Nava Express,1998. Winter/Spring.p.87；Bruce Sterling. 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M]. Maryland: Arbor House.1986. p.XI.；Samuel Delany. Is Cyberpunk a good thing or a bad thing[J]. Mississippi Review.1988.p.48等。

3,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 1991, pp. 149-181.

4,在苏恩文的论证中，新奇性概念来自布洛赫（Bloch），在科幻文类的审美逻辑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标志性的。它“最终与人类关系发展中的本质上的不连贯性的可能性相关联”。苏恩文对此的集中论述文章为《科幻小说与新奇性》，参见[加]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M]， 丁素萍 李靖民 李静滢 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1，第70-95页.

5,王一平.赛博朋克小说中的赛博空间与新生命形态[J].外国文学，2021（9）:25.

6, William J.Burling.Marxism[M]//Mark Bould,Andrew M.Butler,Adam Roberts,and Sherryl Vint,eds.The R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London: Rutledge literature companions,2009,p.238.

7,指城市群不断扩张之后彼此如藤蔓般连接，消解了郊区的绿地，从而让城市成为人类生活的“自然”。赛博朋克类型中，由吉布森创作的最著名的三部曲即称为“Sprawl Trilogy”，其中包括《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归零中断》（Count Zero，1986）和《蒙娜丽莎超速档》（Mona Lisa Overdrive，1988）。

8,此处译文参考了已故青年译者Denovo的译本，笔者有删改。[美]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M].Denovo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第294页

9,许多权力体系长期都被视为反乌托邦所嘲讽和反思的对象，例如创作于30年代的《美丽新世界》矛头直指“福特纪元”。

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全球化中的恐惧和厌恶[M]//詹姆逊.未来考古学. 吴静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4月，第506页。

11,语出亨克尔《究竟什么是浪漫?》，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第6页。

12,刘慈欣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精巧，参见刘慈欣.“SF教”[M]//刘慈欣. 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15年12月，第31页。

13,Kingsley Amis. New maps of hell: a survey of science fiction[M],London: Penguin Books,1960,p.2.

14,刘慈欣.重返伊甸园[J]，南方文坛. 2010（6），第31页。

15,无论是改造人体以适应宇宙空间的赛博格，还是通过意识上传来抛弃身体的赛博朋克，都力图摆脱人类对氧气的需求。

16,参见刘慈欣《中国2185》和《超新星纪元》中的相关内容。

17,陈楸帆. 为什么中国没有真正的Cyberpunk？从《Neuromancer》到《荒潮》[DB/OL].果壳网. https://www.guokr.com/blog/762994/

18,90年代末的第一代“网络文学作家”们以“疼痛青春”“身体写作”等方式以及相关实践，微妙地回应了这些主题。

19,郑文光.科幻小说要塑造共产主义新人[J].科普创作.1982，(04):7.

20,作为一个参见的武器特别是军舰名称“企业号”自17世纪以来就在欧美反复出现，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即以此为名。后来在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以之为名的星舰被视为贯穿全剧的代表性飞船。

21,那檀霭孙认为，晚清科幻往往采用一种“同心环”结构下的殖民逻辑体系，来想象未来世界的现代文明图景。参见那檀霭孙.民族科幻小说[M]//吴岩 主编.中国科幻研究2016.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8-27.

22, Alternate History，或称“错列历史”小说。由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凭借1963年发表的《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所开创，今天常与“架空历史”、“穿越”等混淆使用。

23,刘慈欣.西洋[M]//韩松 主编.200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79.

24,郑文光.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N].光明日报，1980-09-01.

25,郑文光.从科幻小说谈起[N].文艺报,1981，(10):9.

26,郑文光.科幻小说要塑造共产主义新人[J].科普创作.1982，(04):7.

27,或称“后发现代化国家”，参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中《全球化落伍者作家簇》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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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泽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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